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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楚墓出土漆琴考辩

发布时间:2014-06-03 16:59:00  点击量:

药常德楚墓出土漆琴考辩
谭远辉

 
   1983年常德德山夕阳坡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设计精巧、造型奇特的漆琴。窄琴面两侧及两端均有边栏,形成箱体,是为共鸣箱。共鸣箱上面中部有一横梁,横梁上有七道与横梁垂直的等距离擦痕,应是琴弦摩擦所致。两端有虎头形足座,虎头下装有一高一低两组支足,低足在外,高足在内;低足以榫铆固定在虎头座上,高足则为收放自如的活动足。琴背中间装有一可以提携的把手(如图)。
   杨启乾先生等撰文(下称“杨文”)称此器为“几形器”。文中说:“此器高矮大小形制以及具有固定与活动两套支足,与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凭几多有相似之处。其上部空敞可能为铺垫绨锦,用绳固定后作搁手之用。而且凭几是古代达官显贵,士大夫置于座侧、车上携带身边常用之物,一般装饰非常华丽高雅。这些特点此器均已具备,故定名几形器。此器形制独特,甚为罕见。”①这段话不无矛盾。前面说“与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凭几多有相似之处”,继后又说“此器形制独特,甚为罕见”,不知道如何能使“多有”和“罕见”做到矛盾地统一。再次,“这些特点此器均已具备,故定名几形器”一句,既然特点均已具备,为什么不径称“几”,而给予一个不确定的名称“几形器”呢?再说,“特点”是什么?是“可能为铺垫绨锦”吗?是“古代达官显贵,士大夫置于座侧、车上携带身边常用之物”吗?如果杨文真正以“几形器”这一名物来定义该器,我们也无可非议,然而杨文却实实在在地将该器定位于“凭几”。我们认为,该器与“凭几”作为舒坦闲适的凭籍的功能相悖。
  几的用途主要有两种,一种为置文书什物的“庋物”之几(《释名·释床帐》),这种几一般面板较宽;另一种为供倚伏休息的“凭几”(《尚书·顾命》:“相被冕服凭玉几”),这种几面板较窄。无论庋物之几还是凭几,其面板都是一块平板,有的几两端或有装饰性的卷耳,但绝不见两侧有立板的几。而几的正中架一两端伸出面板的横梁更是自我作践。杨文对立板硌胳膊肘的问题作了解释,说里面可能铺垫绨锦。“绨锦”之说有典可据,汉刘歆《西京杂记》卷一:“汉制,天子玉几,冬则加绨锦其上,谓之绨几。……公候皆以竹木为几,冬则以细罽为橐以凭之,不得加绨锦。”我们姑且承认汉制适用于楚制,但是,我们不能忽略与“绨锦”相关的两个关键词“天子”、“玉几”,也就是说,“绨锦”只限于天子的玉几。即使将“绨锦”换成“细罽”也说不过去,因为两者均只在冬季才加上。就算可延续加到春季,那么夏、秋两季这件“几形器”就任其硌胳膊肘或者闲置不用?这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。杨文没有引述这一出典,也有规避不利因素,断章取义之嫌。此其一。其二,关于横梁的设置以及横梁上的擦痕与凭几的使用功能有何契合点,杨文避而未及。“凭几”的功能主要是抚伏休息,为“尊者所凭以养安也”(《礼记·曲礼上》陈澔注)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:“孟子去齐,宿于昼……隐几而卧。”这件“几形器”两侧立板已不舒坦,又于正中加一横梁,如何能“卧”,又如何“养安”?横梁上的七道擦痕与凭几更不靠谱。
   该器的共鸣箱、弦痕符合琴的基本要素,便携装置符合其流动演奏、随用随藏的功能需求。至于杨文说:“有人根据器面横梁上有七道均匀的摩擦弦纹痕推测,此器似为一件可以随身携带,收放自如的七弦琴。然器面空敞,不见共鸣箱和系弦装置,难以定论为琴。”杨文“难以定论为琴”的三条理由至少前两条是不能成立的。所谓“器面空敞”,大概认为上面没有封箱。众所周知,使乐器产生共鸣效果的封箱材料主要为薄板或兽皮,这些东西在地下历两千余年多已腐烂,我们为何还要强求其存在?“不见共鸣箱”实际上是基于“器面空敞”的认识。至于系弦装置我们确实不能从线图和照片上获得,但杨文明白告诉我们:“夕阳坡漆几由于出土时已损坏十分严重,部件不全,无法恢复原貌。”文末注释又强调说:“此漆器出土时部件全脱榫,散落在木椁边箱中,经清理后用橡胶泥固定,方拍出黑白照片,绘制出线图和彩色复原图。”杨先生是此器物出土的见证人之一,也是出土后进行保护性处理的主要参与者,他的话不容置疑。既然“部件不全,无法恢复原貌”,见与不见或者说有与没有系弦装置谁又说得清?再说,杨文自身也承认横梁上的擦痕为“弦纹痕”,既然有弦,又怎会没有系弦装置?时至今日,这件漆琴的残渣都已不存,可见,杨文所说“损坏十分严重”不谬。

注释:
①杨启乾、李文涓:《常德楚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漆器考》,《湖南省博物馆馆刊》第四集,岳麓书社,2007年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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